Constantine Dafermos 教授 1941 年出生於希臘雅典。 1964 年獲得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 土木工程學士, 1967 年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力學博士。 1968$\sim$1975 年任教於 Cornell University, 1975 年至今任教於 Brown University 的 Divis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。 Dafermos 教授在雙曲型守恆律, 截波理論, 以及和力學之關連, 有卓越貢獻。 為美國科學院院士。 其為人溫和, 受敬愛。

劉太平 (以下簡稱「劉」): 首先, 謝謝你不遠千里而來。

Dafermos (以下簡稱「D」): 這是我的榮幸。

劉: 我從一個特別針對你的問題開始, 我們知道古希臘人才輩出, 歐基理得 (325BC$\sim$265BC) 等等, 為什麼, 是什麼造就出這些人才？

D: 許多人問過這個問題, 也有些理論, 甚至有從政治或意識形態出發的理論。 人才輩出的原因, 包括希臘當時經濟改善技術進步, 使得人們可以前往埃及、 巴比倫開啟與這些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。 不過我個人覺得, 主要的因素是高水準的知性能量引領國內的風潮。 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常見 --- 想想 16、 17 世紀的英格蘭, 人口只占世界極小部分, 竟然出現了莎士比亞 (1564$\sim$1616) 和牛頓 (1643$\sim$1726) 這樣的巨人。

劉: 達爾文 (1809$\sim$1882)。

D: 達爾文較晚, 是在英格蘭已經成為大英帝國的時候。 不論如何, 17 世紀英格蘭還是孤立、 不很富裕的小國, 但是高級知識份子的能量卻在此時薈萃、 發光。 我相信中國歷史上一定也有許多類似的時期。

劉: 對, 孔夫子 (551BC$\sim$479BC) 的時代。

D: 所以這解釋了希臘的情形, 特別是你提到的歐基理得在數學上的成就。 這是在古典時期的希臘本島 (現今希臘本土) 開始的, 不過, 像歐基理得和阿基米德 (287BC$\sim$212BC) 那時他們活躍的據點不在希臘本島, 而是在亞歷山卓、 西西里這些地方。 亞歷山大大帝 (356BC$\sim$323BC) 建立帝國, 似乎使得最有活力, 最富創意的希臘人, 紛紛離開本島到各殖民地去。

劉: 你以 17 世紀的英格蘭做比, 確實, 他們出了許多作家、 科學家, 我只是想希臘的數學不僅在於它的深度與廣度, 更在於它是獨一無二的。

D: 是的, 不過那時世界比較小, 還有價值觀上的某些偏頗, 由於歷史的或其它的種種原因, 我們全心接受希臘文明, 特別是將我們的科學文化植基於上。 沒有理由非這麼做不可, 但是我們讚嘆古典希臘數學家, 因為我們依循他們的價值, 採納了他們做數學的方式。

劉: 是這樣啊, 我們是他們的傳人。 以孔子為例, 他和歐基理得類似, 綜合整理歷來的禮教儀軌, 提出其中某些核心價值。 不過倫理是一回事, 公設化是另一回事, 希臘人是以抽象的方式為之, 這是前無古人的。

D: 不錯。

劉: 所以這太美妙了, 難道不是獨一無二的嗎？

D: 也許我們覺得美妙是因為與我們現在從事的沒有扞格。 有些曾經出現的文明只在乎事實, 認為這些公設是浪費時間。

劉: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岔開, 談談「理性力學 (rational mechanics) 」,在某些意義上它是力學公設化的一種嘗試, 這麼說對嗎？

D: 我想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將它命名為理性力學, 希望將力學公設化。 我說它是運動因為它不折不扣就是個運動, 背後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: 理論力學在整個 19 世紀以及之前都被視為數學的一支。 但到了 20 世紀, 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認為力學理論成熟難有發展的餘地, 逐漸將之視如敝屐。 另一方面, 工程學家持續力學方面的研究, 不見得講究數學上的嚴謹。 於是 Truesdell (Clifford Ambrose Truesdell III(1918$\sim$2000), 美國數學家, 也研究自然哲學與科學史。) 出現了, 他以重建力學回歸成數學的一支為人生使命, 將這個運動命名為「理性力學」, 重現早先在法國和義大利用過的名詞。 這個名稱惹惱了工程學家, 認為這是指他們做的是不理性的研究。 自然, 這不是 Truesdell 的本意。 Truesdell 和他的同僚們過度強調公設, 努力將力學放到純數學而不是應用數學的框架裡, 導致這個運動到後來每況愈下, 後繼乏力。

劉: 力學當然還是數學裡活躍的領域。 "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" 是 Truesdell 創辦的很不錯的期刊, 你介入頗深, 可否談談它的演變。

D: 義不容辭。 起先, Truesdell 還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的時候創辦名為 Journal of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的期刊。 他離開後, 期刊名稱幾經變更, 現在叫做 Indiana University Mathematics Journal。 接下來, 在 1950 年代晚期, Truesdell 創辦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。 這兩本期刊原先的任務都是出版分析以及力學方面、 甚或結合這兩個主題的文章, 藉由兩個主題並陳, 推動整合理性力學成為傳統數學的一部份。 早期主要是理性力學方面的文章, 因為那時候這是發表這類文章唯一的管道。 不過, 由於分析學家如 Serrin (Jim Serrin (1926$\sim$2012), 美國數學家, 以在非線性分析及偏微分方程的貢獻而聞名。) 等人的參與, 分析方面的文章漸漸地佔了上風。 目前的編輯們鼓勵大家多投力學方面的文章, 試圖重建兩者的平衡。

劉: 你有工程的背景, 今早你的演講非常分析, 我非常喜歡, 是很好的分析。 你認為自己的研究是屬於分析還是力學？

D: 我的情形說起來不是個特例。 50 年代歐洲正從二次大戰後復甦、 發展, 工程是前景很好的職業, 能進入工程學校就讀是很光彩的事, 因而造成許多父母給子女壓力要求他們選擇工程科系。 中學時我的夢想是念物理, 不過我一直是聽話的兒子, 順從父母的意思進入工科大學就讀。 老實說, 我對工程課程沒有多大興趣, 但是因為好強與自我要求, 我非常用功也表現得很好。 可是, 一等到畢業, 我就立刻抓住機會到美國深造念比較理論的領域。 很自然地我必須選擇一個與大學所學有關的領域, 而 continuum mechanics 就符合這個要件。 這樣的求學歷程對於我這一世代的歐洲學生是很常見的, 在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學生裡, 也還很普遍, 他們大多選擇介於工程與數學之間的領域, 比如流體力學, 控制理論, 理論計算科學等等。

劉: 不過到美國之後, 你逐漸愈來愈傾向數學, 是吧？

D: 是的。 我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力學研究所, 課程中 continuum, 固態及流體力學的課很少, 因此鼓勵研究生到數學系修課。 我很歡迎這樣的作法, 但是我太天真, 以為自己工程學校的數學底子足以應付, 興沖沖跑去選了好幾門進階課。 結果, 才開學就退掉群論, 微分幾何倒是安然過關, 但是因為缺少預備知識, 學到的不多。另一方面, 我喜歡小平邦彥 (1915$\sim$1997, 日本數學家, 菲爾茲獎及沃爾夫獎得主。) 教的複分析, 學到許多東西。 接下來一年, 我修了 Philip Hartman (1915$\sim$2015, 美國數學家, 主要研究微分方程。) 教的實分析, 他是非常好的老師, 可能就是因為他的緣故, 讓我愛上了分析。 那時 Gaetano Fichera (1922$\sim$1996, 義大利數學家, 從事數學分析、 偏微分方程等研究。) 從羅馬來訪問, 他講線性橢圓偏微分方程, 我去聽了好幾次, 這個主題很吸引我。 上面提到的這些決定了我未來的方向, 在偏微分方程領域我自己選定了論文的主題 (有關線性熱彈性方程系統)。 不幸的是我們研究所沒有專長偏微分方程或對此感興趣的教授, 所以我只能土法煉鋼自求多福。 舉例來說, 我論文中有個讓自己驚喜又得意的論證, 後來發現就是緊緻 (compactness) 的標準概念。

劉: 非常有意思, 再多講些細節。

D: 我的論文討論一序列殆週期函數, 我非常得意用自學的極為樸素的手法、 工具, 造出了關鍵的收斂子序列, 後來才知道這是殆週期函數標準的緊緻定理就可以導出的結果。

劉: 和 Truesdell 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人, 他是 $\cdots$ ？

D: Jerald Ericksen (1924$\sim$, 美國數學家, 從事 Continuum Mechanics 的研究。)。

劉: 就是他。

D: 名義上他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,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 Truesdell 是共同指導者。 Ericksen 在印地安那大學師從 Gilbarg (David Gilbarg (1918$\sim$2001), 美國數學家。) (Ericksen 與 Jim Serrin 同學, 是學術上的兄弟) 的時候, Truesdell 在那裡擔任教授。 他在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 Truesdell 共事之前, 曾在海軍的研究部門 (Office of Naval Research) 工作多年。 兩人做研究的風格極為不同； Truesdell 精準, 條理井然, 而 Ericksen 則是比較直觀, 我覺得這兩種態度都讓我獲益良多。

劉: 我對 Ericksen 不熟, 曾經到過他家一次, 他溫文爾雅, 像個哲學家。

D: 他並不哲學, 但是外表像充滿哲思的智者。 他的溫和是因為從不大聲說話, 他說話簡約像古希臘神話中 Delphi 的神諭。 傳統上, 神諭總是做出模稜兩可, 隨個人心之所欲解讀的預言。 類似地, Ericksen 也避免在科學上做明確的臆測, 例如, 要比較 A 跟 B, 他會說, 很可能 A 等於 B, 但是呢也許有個有效的論證指向 A 其實比 B 大, 不過, 天曉得, 說不定到頭來 A 還比 B 小！ 他從不做明確的陳述。

劉: 他做了很根本的工作。

D: 不容置疑！ 他在非線性彈性、 非牛頓流體以及液晶的理論上有根本的貢獻。 特別是現在熱門的液晶, 就來自於他的工作, 而且這個潮流可能持續很久很久。

劉: 他寫下了泛函？

D: 他寫下液晶理論平衡態之下的守恆律。

劉: 我想回頭問你在希臘求學成長那些年的情形, 就我所知你出身很好的家庭, 父親從事什麼職業？

D: 我的父母都在中學教古典希臘文, 也許因此他們在心底認為我應該繼承衣鉢, 所以從小就讓我大量接觸古典希臘文、 拉丁文和歷史。 數學反而是不受重視的, 再加上小學的數學老師不怎麼行, 數學一直是我最弱的科目。 直到 14 歲初次遇見歐氏幾何, 就此愛上了數學。 因此我早期的學習背景比較偏向經典與歷史而不是數理科學。

劉: 很有趣。 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「彈性力學很特別(Elasticity is special)」, 我倒覺得你與眾不同, 你的背景說明了這事。 這些年來數學大幅進展, 比方說過去數十年, 甚至在你之前分析的發展已達到相當精細複雜的程度, 你對分析的現況有什麼看法？

D: 老實說, 不僅是分析, 我對當前數學的情況同樣憂心； 因為它變得愈來愈專門, 就像聖經中的巴別塔, 築塔的人開始講不同的語言, 彼此無法溝通使得整個計畫半途而廢。 數學難道也要分為一小撮一小撮的人, 各自鑽研狹窄的領域, 從事迷人、尖端, 卻無法讓非同行理解的工作？ 許多早幾世代的數學家們的進展來自於受到不同領域的滋養, 我們即將喪失這些嗎？ 另一方面, 進入我們這個領域的年輕一代數學家, 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感興趣。

劉: 回到你的學術歷程,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你先到 Cornell 再到 Brown, Brown 一直是應用數學的重鎮。 事實上, 我以為早在 Courant 之前, 應用數學中心就已經在 Brown 成立了。

D: 二者幾乎同時成立。 當然 Courant Institute 並沒有正式冠上應用數學之名 --- 它就是紐約大學的數學系。 相較之下, Brown 的 Divis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 完全獨立於 Brown 的數學系。 某種程度上, 過去 "Applied Mathematics" 是 Brown 獨佔的專有名銜。 順便一提, 1950 年代 Brown 應數部門涵蓋的研究主題主要是彈性力學 (elasticity) 及塑性力學 (plasticity), 在工程學家中熱門, 但在數學圈沒有多大影響, 不像同一時期 Friedrichs (Kurt Otto Friedrichs (1901$\sim$1982), 德裔美國數學家, 為紐約大學 Courant 數學研究所共同創辦人。)、 John (Fritz John (1910$\sim$1994), 德裔美國數學家, 主要研究偏微分方程及適定性問題。)、 Lax (Peter Lax (1926$\sim$), 匈牙利裔美國數學家, 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, 1987 年沃爾夫獎得主。) 和 Nirenberg (Louis Nirenberg (1925$\sim$), 加拿大裔美國數學家, 2015 年阿貝爾獎得主。) 在 Courant 進行的 PDE 的研究。

劉: Lefschetz (Solomon Lefschetz (1884$\sim$1972), 美國數學家, 為代數拓撲做出了基礎性的工作。) 在 Brown。

D: Lefschetz 與 Brown 的淵源是這樣的, 他原本是拓樸學家, 在生涯晚期興趣轉向微分方程與控制理論。 他是俄裔, 清楚俄羅斯在這些方面的貢獻。 1950 年代自 Princeton 退休後, 他說服 Martin-Marietta 公司 (在化工、 航空航天和和電子領域等方面都是名列美國市場前矛的企業。) 在 Baltimore 成立研究所, 發展太空方面的研究。 他招募了一群年輕數學家, 其中像 Bellman (Richard E. Bellman (1920$\sim$1984), 美國應用數學家,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動態規劃的創始人。), Kálmán (Rudolf E. Kálmán (1930$\sim$2016), 匈牙利裔美國數學家。), Hale (Jack K. Hale (1928$\sim$2009), 美國數學家, 主要研究動態系統及泛函微分方程。), Peixoto (Maurício Peixoto (1921$\sim$), 巴西數學家。) 後來都成了領袖一方的人物。 1963 年, Brown 的應數部門內鬥, 大批成員離開, 學校因此延攬 Lefschetz 的研究群填補空缺。 應數部門的研究重點也從力學改變為動力系統與控制理論。 Lefschetz 本人並沒有常駐 Brown, 只是定期前往督導, 提供意見。

劉: 所以外在的因素, 俄羅斯等等是促成這個發展的重要助力。

D: 最重要的是, 在美蘇兩國科學交流困難重重的時期, Brown 是第一個有俄羅斯數學家, 如 Pontryagin (Lev Pontryagin (1908$\sim$1988), 蘇聯數學家, 在代數拓撲及微分拓撲有重大獻。) 到訪的地方。

劉: 喔, Pontryagin 來啦？

D: 是的, 還有許多數學家, 像做動力系統與控制理論的 Mitropolski (Yurii Mitropolskiy (1917$\sim$2008), 烏克蘭數學家。)。

劉: 當時俄羅斯在動力系統方面的研究真正是頂尖的, 不是嗎？

D: 尤其在應用方面。

劉: 讓我岔開話題。 我們都知道文化很重要, 希臘的每個小學生應該對希臘過往的輝煌耳熟能詳, 這對現代的希臘教育有什麼影響？

D: 非常有意思的問題。 希臘政府一向不遺餘力灌輸人民以昔日的光榮為傲。 這樣的作法產生了三種人 : 研究古代歷史而且打從心底以先人的成就為榮的人； 對於政府的洗腦反感, 完全否定甚且嘲諷舊時榮光的人；最後還有標榜與古希臘的連結, 多半是虛假的, 藉此牟取政治利益的人。 中國社會裡是否也有類似的現象？

劉: 一定有類似的情形。 我們來談談你近來的活動。 你寫了 Hyperbolic Conservation Laws in Continuum Physics, Springer Verlag, 我認為這本關於截波的書是部巨著, 你一定花了很多時間。

D: 毫無疑問！ 從 1990 到 2000 年, 十年之間除了它我幾乎心無旁騖。 一開始必須研讀成篇累牘的論文, 定出合宜的框架。 我也嘗試加入一些原創的結果, 雖然它們不足以撐起一篇論文, 但可以作為既有文獻有趣的補充, 書中散見許多這樣的例子。 這麼做需要反覆思索沉吟, 加上我不打字全用手寫再交給秘書打字； 我不是下筆成章的天生寫手, 卻自我期許要盡力寫到最好, 就必須一遍遍地數易其稿, 我算了一下, 六百到七百頁的書, 我寫了一萬頁的手稿。

劉: 這麼多材料, 真是工程浩大的壯舉。 在這個過程中你瀏覽了 19 世紀所有有關的論文, 有沒有什麼你感到震撼因而改變了原先對這個主題的看法？

D: 肯定有許多, 但我沒法一一指出。

劉: 我想像你像中世紀的隱士埋首閱讀 19 世紀的論文, 耙梳重要人物的原作, 同時掌握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。 在這段處於隱士狀態時有沒有可以一談的事？

D: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 Stokes (Sir George Stokes (1819$\sim$1903), 愛爾蘭數學家。) 的工作。 是他首次構思出截波的想法, 用不連續函數作為偏微分方程的解, 在當時是破天荒的創見。 但是這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, 因為 Kelvin (William Thomson, 1st Baron Kelvin (1824$\sim$1907), 英國數學物理學家。) 和 Rayleigh (John William Strutt, 3rd Baron Rayleigh (1842$\sim$1919), 英國物理學家。) 指出他的截波是同溫的, 不滿足能量守恆。 迫於這樣的批評, Stokes 放棄了自己的理論, 甚至加以貶抑, 結果就是, 大家將截波理論的創立歸功於 Riemann (Bernhard Riemann (1826$\sim$1866), 德國數學家。), 不過最初的想法是 Stokes 的。

劉: Riemann 知道 Stokes 的工作嗎？

D: 當然, 他還引用了Stokes的工作。

劉: 你還要持續更新這本書？

D: 不瞞你說, 我正在思考做最後一次的增補修訂然後封筆。 當然這意味著經年累月的案牘勞形與焚膏繼晷。

劉: 這是存在的目的 --- 讓自己的存在有感。 在你回顧總覽的同時, 這個領域的研究持續進行, 我們下次會議將在巴西舉行, 會議本身逐漸改變, 你說呢？

D: 改變的是, 它們涵蓋的範圍更廣。 原先的精神不見了, 記得嗎, 過去參加的人彼此認識,像個大家庭。 現在它們成為正式的會議, 來自不同地方的參與者眾, 不同小組的會議同時舉行等等。 不過仍有許多傳統雙曲方程守恆律方面, 以及圍繞我們領域周邊的演講。 相信最後總結起來, 這樣的開展拓廣是有益的。

劉: 上次在 Padova 與會人數超過 300 人。 你還帶學生嗎？

D: 不了。 不收學生有幾個原因, 首先, 考量雙曲守恆律理論的本質與現有的情況, 除非個性適合、 有耐力、 分析底子強, 不然我不會鼓勵他/她投入這個領域； 再者, 收了學生接下來四年, 你有義務把他/她帶到畢業, 而四年中我的心智是否依然敏銳, 甚至是否健在都無法保證； 最後, 我滿 65 歲後不再申請任何研究獎助, 如果要收學生, 必須回頭再寫計畫申請經費。

劉: 不過以目前的情況, 許多人認為製造的博士已經氾濫了。 我就看到不少人, 甚至在這個會議中就頗有些人成為單純的研究者、 學者, 有些人退休後研究作得好極了, 事實上眼前你就是這樣的例子。 也許學術界正在一點一點的改變。 早先可以看到培育出許多博士的人, 你帶過多少博士生？

D: 大概 20 人。

劉: 你帶了大約 20 人, 其他好數學家製造出的博士人數或多或少, 不過 5 個以上不足為奇, 未來這個情形似乎難以為繼了。

D: 確實。 另一方面, 在博士論文之後仍然發表論文的數學家相對來說比較少, 而畢業後持續研究的有很大比例從不收學生, 好像一種人口控制似的。 我不認為要像一胎化般的限制教授指導學生的人數。

劉: 截波理論的未來, 你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嗎？

D: 但願我知道答案。 你也知道有許多還沒解決的問題非常吸引人, 又非常棘手, 我有時候感到挫折, 但我願意樂觀以待, 希望有人, 也許是年輕人做出關鍵的進展, 帶動整個領域的活力。

劉: 我想繼續這個話題。 過去數十年你一直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, 有沒有那麼幾次你覺得似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, 結果柳暗花明, 有人發現了有意思的東西, 得以往前推進。

D: 說實話, 我從不曾有這樣的感覺。 回頭來看, 是有些時候讓人覺得這個領域遇到難關, 但這是我熱愛而且願意投入的主題, 我不在意這些繼續我的研究。

劉: 不過你似乎給我一個印象, 這次有點不一樣, 你覺得這個領域越來越複雜, 讓年輕人更難以踏入。

D: 我是這麼認為。 另外, 現實面上, 這個領域並不當紅, 至少在美國我看不到它的職缺。 權衡之下, 學生不會選擇它。

劉: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問一般的數理科學。

D: 確實, 好在數學對許多人有用, 危險的是數學研究可能成為只限於菁英大學、 為數不多的學者從事的希有工作, 至於大學一般科系的基礎數學課程則由低薪兼任教授擔任。

劉: 是啊, 我聽到有人談起這樣的場景已經越來越可能成為事實。

D: 老實說, 十年前我就擔心類似的事可能會發生, 不過我憂心的事沒有發生。 也許因為雇用數學家成本低廉, 不需要實驗設備等等, 大學的正規師資仍然會聘用數學教師。

劉: 另一方面, 說到數學與社會的關聯, 我認為是增加的。 你一定看過「最理想職業」的調查統計； 墊底的是計程車司機、 伐木工、 清潔隊員, 雖然也有人認為這些是不錯的職業； 不論如何, 最前面的五個職業都是需要數學的, 到底是哪些行業我不確定, 但包括數學家、 統計學家、 精算師、 會計師。 由此看來, 我以為提升公眾的數學素養對社會的福祉是很重要的。

D: 我們在大學裡每天都注意到這個事實, 數學課的註冊率上升, 學生來自生物、 經濟以及一些過去對學生數學程度要求不高的科系。 愈來愈多事情以數學的方式完成, 所以需要更多人具備數學能力與數學思維, 我相信一般人知道這事。 但在另一方面, 他們認為數學研究已經日薄西山 --- 生物有了新的發現, 物理有了新的發現, 而數學家只會解方程式教些早就知道的東西。

劉: 這是個老話題。 有人說要成為好的數學教師必須對這個科目有熱情, 要對這個科目有熱情必須時不時嘗試做些研究,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？

D: 是的, 其實這也是 Truesdell 的哲學, 他認為不僅是數學教學, 數學史研究也要如此。 過去五十年來數學史歷經了很大的轉變。 以前, 強調數學的創造 --- 為什麼高斯證明了這樣那樣的定理, 法國學派如何發展的等等, 對比之下, 晚近則強調外在社會對數學的影響 --- 數學研究如何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。 Truesdell 駁斥這個趨勢, 他宣稱能做出合理的數學史研究的, 唯有親身從事過研究的數學家, 不必是多了不起的研究, 但是有第一手的經驗, 知道數學研究到底是怎麼回事。 我認為他是對的。

劉: 他創辦了一個期刊。

D: 是的, 期刊還存在, 稱做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。

劉: 這本期刊和 the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一樣, 發行情況良好？

D: 嗯, 當然, 它的規模小多了, 因為對象是小眾。 我不那麼清楚, 但它並不是數學史最重要的期刊, 也許因為 Truesdell 的說法冒犯了許多專業史學家。 我過去定期閱讀這本期刊, 不過 Truesdell 過世後我不再看也不清楚其後的演變。

劉: 教育是複雜的事, 要頂尖的數學家談數學教育可能更難, 因為數學對於他們太簡單了。 談到數學教育, 主要的考量應該是如何去教數學資質一般的學生。

D: 我在美國數學學會的 Notices 上不時看到某些過去作研究的數學家的文章, 他們在生涯晚期參與中學數學教育, 不過我沒有持續追蹤, 不很清楚。

劉: 我佔用你太多時間了, 我們就此打住下次再續。

D: 非常謝謝你, 到你這裡來真好。

---本文訪問者劉太平任職中研院數學所, 整理者李宣北為中研院數學所退休研究人員---